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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元代皇帝辇路

时间:2018-01-31 10:24:00   来源:城市快报   作者:李宁   责任编辑:秋云

AG视讯:有群众反映,与岫岩县一山之隔的辽阳市辽阳县,在2012年8月4号当晚也有群众被洪水夺去生命,然而,辽阳市、县两级政府曾对外宣称,洪水没有造成一人伤亡,一人失踪。

  【新书小档案】

  新书书目:《从大都到上都》

  阅读价值点:徒步、元代辇路、探寻、重新发现

  记者 李宁 大都,今北京;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代的皇帝就如候鸟一般,每年四月下旬由大都至上都,九月再从上都回归大都。其所走的路,被称为“辇路”。北大学者罗新很早就对辇路产生了兴趣。53岁时,他完成了徒步走完当年辇路的心愿,并将这一路的见闻与感悟,写在了《从大都到上都》一书中。

  作者的叙述充满了古典之美,平静而从容。在他的笔下,历史与现实交错,大历史与个人的小历史错落交汇,使得如今已经隐没在平凡村庄和深山荒草间的历史古道,呈现出迷人的色彩。而作者本人也开始了一场关于历史、当下和自我的深刻探寻。

  【作者说】

  时不我与,来日无多。能够成就事业的人通常很年轻就有这种危机感,或许因此他们总是能够及时做好该做的事,而不是像我这种浑浑噩噩者,计划多多,行动寥寥。

  他们人生的相当一部分都在路上,今人或许因此为他们遗憾,不过或许正是慢速移动使他们得以更多地同时浸润在自然和社会中,与时代、与大地建立起更丰富、更深刻、更富意义的关联。

  地名连续性是历史连续性的一个方面,但这种连续性有时只是形式意义上的,就如同今人在西直门看不到门,在双井看不到井一样。

  这次旅途对于作者而言,其实也是一场追寻希望、梦想的旅程,是进一步了解当下中国的旅程。

  元代时,大都和上都之间的交通道路一共有四条,其中两条是驿路,但皇帝不走驿路,而只走专门为皇帝南北巡幸而开辟的道路,也就是辇路。辇路有两条,往返各一条,皇帝从大都至上都走东道,从上都至大都走西道。作者此行所走的,是辇路的东道。

  之所以要重走辇路,据作者说是因为“驿路行者较多,记录也多,而且前后各时代的继承性较强,因此比较清楚。辇路禁人行走,非扈从皇驾者不能亲行其地,而扈从者中长于文翰且留有记录的人更少,这些记录也主要是诗作,不足以反映线路细节,遂造成对辇路的认识颇多争议,至今仍有模糊不清之处”。

  早在十五年前,作者就产生了“为何不自己走一次”的念头,但因为其他事情而一再搁置。其间,他一再问自己,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解自己所研究的中国吗?“到了我这个年纪,一切希望、梦想、信心和理想都被‘雨打风吹去’,只剩下难以用言说我无奈、郁结、愤懑和迷惑。是啊,我了解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吗?我所研究的那个遥远迷蒙的中国,和眼下这个常常令我大惑不解的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作者在书中写道。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旅途对于作者而言,其实也是一场追寻希望、梦想的旅程,是进一步了解当下中国的旅程。53岁,罗新的鬓角已经有了白发,但这并不妨碍他踏上那段路途,用双脚一步步丈量450公里的路程。

  作者对徒步旅行本身、对一路上的山川风物感受力之强,令人惊叹。

  作者的行程,始于如今的北京健德门。

  在路上,历史常常打破时空的限制,随着旅途的进行不时浮现在作者眼前,形成有趣的呼应和对比。旅途第一天走出健德门时,作者想到的是元代最后一位皇帝离开大都的情形:凌晨三四点左右,“车驾出健德门,率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幸上都”,百官扈从只有百余人。而当一天的行程即将结束,路过皇帝巡幸途中捺钵(即“行营”)所在地时,他仿佛又看到了鼎盛时期元代皇帝出行的阵仗之大:前后合计十万人以上,牛羊马驴骡骆驼,简直是一种超大规模的游牧转场。皇帝的座驾不是马,而是由东南亚进贡来的大象。两相对比,一个王朝的没落,跃然纸上。

  在作者笔下,历史和现实也往往是交织出现的,这种对比,更突出了变化之剧烈。如走过广济桥时,作者对于这座始建于明代的桥的结构和历史做了简单介绍,而后以较大篇幅讲述了1907年的一场跨越欧亚大陆的汽车拉力赛的一个片段:车队中的第一辆汽车经过广济桥时,因为桥年久失修,汽车难以通过。作者说,那时中国汽车稀少,所以道路、桥梁等原本是不必承载汽车的,而现在广济桥几乎成了停车场,“十多辆车分三排停在桥面上”,有人甚至把桥面当成长期停车场。

  在书中,作者介绍了众多名人徒步旅行的故事和对此的思考、感悟,并用自己的经验对这些话做出了诠释。比如《金银岛》的作者史蒂文森曾经说过:“真正享受的徒步旅行应该是孤身一人。如果是一群人,哪怕只是两个人,那你的行走就徒有虚名,徒步一变而成了野炊和郊游。”马克·吐温却说:“再没有比一起旅行更好的方法,来检验你到底是喜欢还是恨一个人。”在作者的路途中,不断有朋友短暂加入,所以对于结伴旅行,他的看法是:“好的伙伴并不会干扰你享受行走时的沉思或半睡眠,相反,他们的存在使周围变得更生动、更安全。”作者对徒步旅行本身、对一路上的山川风物感受力之强,令人惊叹。

  作者最大的收获,是完成了“由旅游者向旅行者的蜕变”。

  结束了从大都到上都的徒步行走后,作者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此行有什么收获?有些研究历史的同行问得更直白:“对于辇路,你有什么新的发现?”

  作者在书中写道,当他犹犹豫豫地回答说没什么新发现时,提问者总是发出“哦……”的一声,然后表示理解,并且立刻转移话题,似乎是在替他免除尴尬。实际上,作者最大的收获是完成了“由旅游者向旅行者的蜕变”。这种转变不只发生在行走的过程中,更发生在他的学术研究中。

  “对于我这样的学院知识分子来说,尽管我们总在‘研究’中国,但早已习惯了远离山野,远离街巷,远离建筑工地,远离满身脏污的劳作人群。我们只是在图书馆、在书页和数字里研究所谓的中国和中国社会。某天傍晚我在拥挤的地铁上和一个打工者挨在一起,他身上明显是因为很久没有洗澡没有换衣服而发酵出的强烈味道让我难以呼吸。我和他贴得那么近,我却分明感到我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界沟……有那么一瞬,我们彼此注视。我忽然意识到,对于他,我是一个旅游者。对于许许多多层面的现实中国和中国社会来说,我们这些象牙塔里的研究者很大程度上只是旅游者,只是观光客。”从大都回来一年后,作者写下了这些话,而他希望,自己从旅游者向旅行者的转变是单向、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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